当选总统

从此，罪错未成年人也终于成为保护的对象。

个人经营信用是企业信用的个人化、具体化。[37]信用，建立在信任基础上，不用立即付款或担保就可获得资金、物资或服务的能力，这种能力以在约定期限内偿还的承诺为条件。

[42]教育、医疗、养老、救灾等事项的财政支出是造成其债务危机的主要根源。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行业协会在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模式下充当了重要角色。六、构建以博弈为核心的均衡结构社会信用法律关系主体是由平等的多方利益主体构成，这就要求社会信用法律结构能够反映多方主体参与的利益博弈最后达到均衡的过程，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改变过去的行政部门自诩的有一种高高在上的、立场中立的、超脱利益纷争的、万能的权威主体，来客观地、可靠地权衡利益冲突双方的得失，最终做出有利于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的法律生成方式，因为这是一种权力主体把持、相对方无法介入的一个封闭的利益衡量过程，这种利益衡量是否理性、适当，几乎不需要利害关系人的意见。[27]例如，《商业银行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贷款通则》、《保险公司投资企业债券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储蓄管理条例》、《借款合同管理条例》、《外汇管理条例》、《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贷款证管理办法》、《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管暂行办法》、《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等。[5]参见林均跃：《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十年建设历程和取得的成就》，同前注[3]，张强、黄卫东主编书，第5页。

[41]我国财政分为中央财政、地方财政，进行财权、事权划分。企业与内部员工的合约信用关系。[13]阿根廷学者German J.BidartCampos认为，在联邦制条件下，有联邦忠诚原则与联邦诚信原则之设，它首先要求联邦国家、联邦成员以及其他主体都在行使自己的职权时诚信行事。

就前者而言，其诚信应首先体现为遵守租税法定主义，不乱开新税种，不乱增税率。五、诚信原则向税法的扩张把诚信原则向税法的扩张排在该原则向刑法的扩张后讲十分合理，因为无论是课税还是科刑，都是政府科加不利益于人民的形式。前者表现为不得滥用自由裁量权、不得突袭审判等方面。(4)行政机关应恪守信用，保证相对人的正当信赖。

[27]第四，刑法中的诚信原则规范法官对于自由裁量权的运用。[55] 国际法中的诚信不仅立法丰富，而且学说也丰富，表现在专著众多上。

就后者而言，其诚信应体现为诚实纳税，该交多少就交多少，不偷税漏税。法律对这种行为规定了加重责任，也就是科加赔偿相对人所有因为被迫参加客观上无正当性的诉讼导致的损害的责任。[21]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以诚实信用原则的法理分析为中心》（增删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诚实与善意，为行使一切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亦同）之准则，同时亦为其界限。

[24]Vease Jesus Gonzalez Perez, El Principio General de la Buena Fe en el Derecho Administrativo, En Marcos M. Cordoba (Director),Tratado de la Buena Fe en el Derecho,Tomo II, Buenos Aires, La Ley, 2004,pag.343. [25]Vease Jesus Gonzalez Perez, El Principio General de la Buena Fe en el Derecho Administrativo, En Marcos M. Cordoba (Director),Tratado de la Buena Fe en el Derecho,Tomo II, Buenos Aires, La Ley. 2004,pag.347s. [26]参见吴波、陈玲：《德国背信罪之研究》，《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显然，民法关于这两个领域的规则都有诚信原则之设，自然，行政法调整的这两个领域也应有诚信原则之设。如果说民法中的诚信主要是横向的诚信，也就是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彼此之间的诚信，而公法中的诚信主要是纵向的诚信，也就是管理者或统治者与被管理者或被统治者之间的诚信，诚信原则在这种关系中的确立意味着统治关系一定程度上的平等化。此等诚信首先表现在罪刑法定主义上，它体现了国家对于人民关于何者为罪，何者不为罪的承诺，遵守此等承诺，不以事后法、模糊规定和类推的方式执行刑法，是国家对于自己承诺的信守。

鉴于污染的威胁，1973年5月9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别向国际法院起诉法国违反国际法。[59]在西塞罗之后，Balthasar Ayala Alberico Gentili、格劳修斯、普芬道夫等经典作家都研究过国际法中的诚信问题，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

出于对人的尊严和人权的尊重，国家在其权力运作过程中必须诚实信用地对待每一个公民。[38]参见前引[21]，徐国栋书，第79页。

(2)主观诚信在行政法中的地位更重要。其二，此等行为违反了诚信原则的要求。诚信原则适用于战争法，西塞罗早在其《论义务》中就讨论了这个问题。[45]继罗马法之余绪，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第96条规定了这一主题，把滥诉界定为在明知自己的过犯的情况下，或为了斗气的目的，或为了拖延诉讼、或为了疲劳对方。后者表现为律师坚守职业道德、秉持诚实善意心态。第一个要件限制了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他并不主张这一范围过宽。

就当事人而言，他们不得恶意或故意滥用诉权和诉讼权利，不得恶意轻率地请求回避。罗马的执政官马尔库斯·阿提里乌斯·瑞古卢斯（Marcus Atilius Regulus）被迦太基人俘虏，他发誓说服罗马元老院交还一些被俘的迦太基贵族，如果不成，自己仍返还迦太基。

(3)民法中的诚信原则建立在平等者之间的关系基础上，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建立在不平等者之间的关系上。例如，葡萄牙1961年《民事诉讼法典》第456条第2款就规定了诉讼诚信原则。

注释:[1]这么说是因为民事诉讼法中的诚信原则确立得更早，1903年就产生了研究这一主题的德文专著。这一规则也为澳大利亚的证据法所采。

赵一洋：《国家单方行为的性质和成立要件问题探讨》，《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它们打造了国际法中的诚信原则理论。所以，在西方世界诞生两部研究公法中的诚信原则的专著，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这是一个私法原则渗透于公法的现象，富有意味，值得研究。

国际法院遂于1974年12月20日宣布销案。对此，有随军祭司法和许多共同法可以适用。

[25]诚信原则在西方国家行政法中还有特别的准民法舞台，因为在我国为民法调整的国家所有权以及政府采购行为，在这些国家由行政法调整，例如法国有《国家公产法典》、意大利有《公共合同法典》，这两个领域都与民法相切。例如，这里的论者对主观诚信的理解就不是错误，而是一种勤勤恳恳的心理状态。

西塞罗认为，人们也应该遵守与敌人立下的誓言。[3][6]参见何孝元：《诚实信用原则与衡平法》，台湾三民书局1977年版，第8页。

再次，刑法中的一些罪名就是打击背信行为的，例如诈骗、欺诈、伪造犯罪，尤其是背信罪，按《德国刑法典》第266条第1项的规定，背信是行为人滥用其根据法律、官方委托及信托关系负有的维护他人财产利益的义务，致委托人的财产利益遭受损害的行为。例如，被假释的犯罪人就应遵循诚信的要求，遵守自己不再危害社会的承诺。而民法中的诚信原则是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双峰并举。刑法中的错误问题与民法中的错误问题别无二致，所以，说主观诚信在刑法中固有，并不为过。

[32]参见前引[2],闫尔宝文，第40页。[50]按许光建先生的解释，此处的诚信原则的含义有二：其一，各国在解释自己承担的国际义务时，应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40]1995年修订的葡萄牙《民事诉讼法典》继承这一传统，在第266条A款规定：当事人应诚信行事并遵守前条规定的合作义务。当然，故意的刑法概念也包含诚信原则的因子。

[44]有了这三方的诚信行事，诉讼当然会更有秩序，且更有率。显然，到如今，诚信诉讼的含义已与古罗马的同名物迥然不同，该词于彼时的含义是自由裁量审判，其现在的含义则是受道德约束的审判，此诚信非彼诚信也，诚信诉讼含义之演变，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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